复兴中华信鸽 再现华夏雄风

——中国信鸽运动发展历史回顾（上）

一、我国养鸽已有三千年历史（前1060--2009）

据史料记载，周天子御膳房的菜谱上，就有鸽子这一道菜肴。三门峡妇好墓出土的殷商玉鸽，也正是一只体态丰满的食用鸽。一道菜肴，一件艺术品，均在公元前1060年出现，说明我国饲养鸽子至少已有3000年历史。

3000年后的今天，鸽子从野生原鸽驯化成家鸽，家鸽经过不断演化，形成了食用鸽、玩赏鸽和飞行鸽三大类。飞行鸽根据人们的需要进行定向培育，又出现了不同的分工，有传信鸽（简称“信鸽”）、军用鸽、工作鸽（如地震预报、海上救生、产品检验、急送药品）和比赛鸽（简称“赛鸽”）。

据考证，我国的玩赏鸽育成于东汉年间，从徐州东汉墓出土的东汉玉鸽推断，我国的玩赏鸽育成，应在公元25-220年之间。对玩赏鸽唐宋以来就有文字记载。玩赏鸽从信用鸽族中分离出来以后，深受人们宠爱，并经过杂交变异、选择、提纯、花色品种得到迅速扩大，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玩赏鸽种群。据粗略统计，我国目前的玩赏鸽约有300来个品种，这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传信鸽便是从玩赏鸽族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品系。在广东一带，隋唐时期就有鸽子传信了。到了盛唐，用鸽子传信的记载更多了，据记载，唐太宗李世民养了一只白鸽传信，从西安到洛阳，空距285公里，“日返数回”。唐玄宗开元时期，有一位宰相张九龄，少年时他在岭南老家养过许多鸽子，并用它们与亲友通信。唐代的传信鸽除了用来与亲友通信处，还用于军事通讯。台湾信鸽著作家周廷模写的《鸽返巢》一书中，收录了一首歌颂传信鸽战地送信的诗，作者是写边疆征战诗着称的唐代诗人高适。

诗曰：“匹马行将久，征途去转难。

不知边地远，神鸽羽衣单。

高飞风雪地，溪冷听泉潺。

炮火连天尽，山空木叶干（干）。

烽烟追万里，雨雪遍漫漫。

及时旋归立，险峻战车尘。”

1984年，我国在四川芦山县芦阳镇发掘了一座汉代古墓，墓中出土的“陶楼房”，山墙上有一个鸽舍，舍内有两只鸽子，经文物部门鉴定，被认为是汉代民间饲养传信鸽的实物证据，把我国饲养传信鸽的历史提前了400多年。

二、赛鸽活动始于明末清初（1521-1644年）

信鸽与赛鸽有联系又有区别。飞行鸽从玩赏鸽族中分离出来以后，又孕育出一支新军——比赛鸽。据史料记载：明代正德末年（公元1521年），潮州人从河南购进一对菊花紫羽鸽（即“绛蝴蝶花”），头尾纯白，名叫“四亭花”，由于子代每次出赛名列前茅，给主人赢钱致富，前来买幼鸽、买鸽蛋者都愿出高价，一雏逾百金，一蛋亦数十金，这是我国最早的赛鸽记载。又据《广东新语》记载：明末清初（公元1644年）广东佛山有“放鸽会”，举行“三关赛”，每羽参赛出金二钱。第一关清远东林寺（75公里），第二关飞来寺（95公里），第三关英德横石驿（155公里）。过三关择先归巢者为胜，红花缠鸽颈，胜者获奖金。

赛事越多，带有博彩性质的奖金越高，参赛者为博取大奖，必然要引进优良种鸽，所以，当时的中国鸽群的质量大为提高，名系辈出。最为著名的有“中国粉灰鸽”、“北京点子”,以及国际鸽界称为“支那三杰”的“红血蓝眼鸽”、“戴笠鸽”、“中国蓝鸽”等。当时欧洲的养鸽家，向中国引种时把粉灰鸽拿去杂交，德国向中国引进北京点子，培育出德国点子，国际鸽界都认为“德国点子很像中国点子”。日本信鸽发源地近畿地区，在300年之前向南京引进300羽信鸽，这是近畿鸽会有记载的历史事实。

明末清初，河南、江苏和北京等地都有赛鸽活动。而比赛最规范，文字记载最明确的，要数广东佛山的“放鸽会”。它从集鸽开始，到盖暗号、归巢报到、奖金设置等一整套比赛规程，与今天的赛制基本吻合。这是世界信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。它比赛鸽活动最早的比利时还早140年。当时，中国鸽界还发生一件大事：那就是中国的第一部《鸽经》问世，作者是山东邹平的张万钟。《鸽经》成书于1637年左右，比德、法两国的《鸽书》分别早143年和236年。《鸽经》作为世界上最早的鸽子专著，更在于它的学术价值，作者精确细微地对鸽子进行了分类。这是信鸽研究史上，也是鸟类学乃至动物学史上一个不寻常的创举。

到了清朝，有关鸽类的著书立说，竟逐渐淡出，甚至销声匿迹了，再也看不到有关赛鸽的片言只语，造成中国赛鸽史断层的原因可能与清朝为维护统治，禁止民间结社，防止“反清复明”，犯上作乱有关。

三、中国现代赛鸽运动80年（1930--2009）

中国现代赛鸽运动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。80年的历史，大致可以分为起步、普及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。

（一）起步阶段（1930--1949）

1、上海、杭州率先成立赛鸽团体

上海和杭州信鸽会之所以在此时诞生，有当时经济、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。早在上世纪初，上海、浙江、江西、江苏、四川、广东等地区有许多信鸽爱好者，饲养着紫金砂、流砂、松江灰等古老飞行鸽，并举行一些民间小比赛。另一个因素是，清政府在1842年签订的《南京条约》，上海被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。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埠。1845年12月以后，上海老城厢的东面和北面划出了英、法、美租界，成为外侨聚居区，到1930年，上海外侨人数已达6万人。他们在沪经商、办厂、生活的同时，也将异国他乡开展的健身、娱乐和体育活动带到了中国，信鸽爱好者则带来了信鸽。1930年，侨居上海的英国人伦昌纱厂工程师杰克逊、“中央巡捕房”的柯林伍德等人，发起组织“上海信鸽俱乐部”（英文缩写S.H.C），由美侨比格斯任会长，英侨柯林伍德任秘书长。初期有会员二三十人，当年秋季就举行了六次比赛。上海本地的李梅龄、黄钟、周昌善、郭子颐、陈其惠等也分别于1930年末或1931年初，加入了该俱乐部。李梅龄在1931年春赛中崭露头角，不仅榜上有名，而且还包揽了苏州赛前五名。1931年底，李梅龄博士花了5735块银元，托亲友从德国引进5对种鸽，其中比利时伟奇系、固耐系、德国军用鸽等，这是中国赛鸽史上第一次向欧洲引进优良种鸽。经过精心培育，1932年秋赛，李梅龄用新引进的良种子代鸽参赛，一鸣惊人，连得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丹阳、南京（当时最远放到南京）五站冠军，轰动了上海鸽界。1935年在兖州、济南和天津千公里比赛中，李梅龄又连获冠军。由于李梅龄突出的赛绩和贡献，1935年，被推选为会长，从此把“上海信鸽俱乐部”更名为“上海信鸽会”（简称S.H.C）。到1937年抗战爆发，该鸽会至少举行了150次比赛。

1935年8月，上海又成立“上海市市立动物园信鸽研究会”（英文缩写S.Z.H.C），由市动物园主任沈祥瑞任会长，有黄包车行老板孙竹霖等30多名会员。举行过四次比赛。

1936年，上海成立了第三个鸽会，即“上海赛鸽会”（英文缩写S.R.P.A）。名誉主席张玉言，主席陈兆元，有会员数十人，举行过几次比赛。上海信鸽活动的蓬勃发展，影响和带动了周边地区。杭州、苏州和武汉等地纷纷组建鸽会，举行比赛。

1930年，在杭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胡斗文的带动下，陈枝青、朱叔清、珠宝巷小学陈校长等三人，筹建成立了“杭州信鸽研究会”，会员有五六十人。1932年开始，每年举行信鸽比赛，比赛沿沪杭线、沪宁线，经嘉兴、松江、上海、苏州，终点站是南京。1932-1936年举行过5次南京至杭州的比赛。

苏州也受到上海的影响，当时上海信鸽会有位会员是苏州人，他在苏州老家建有一座“洋鸽棚”，养了一批“洋鸽”的后代，与他经常联络的有董吴桐、缪郁国等人，有20多户，鸽子300多羽。

据记载，南昌有位欧阳谊的养鸽者，1937年5月送鸽子到南京放飞，受到南京“中国信鸽会”赞扬，可见当时南京也已有信鸽组织。

2、抗战时期信鸽活动转入低潮
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，8月13日上海发生“八一三”事变，日军飞机轰炸南市等地，上海沦陷，南市的“动物园信鸽研究会”不久就解散了。住在“中国地界”的鸽友纷纷迁居租界，因为住在租界里的鸽友，日本侵略军暂时还管不着，养鸽子也未受到禁止。上海信鸽会每年仍发售1千至2千枚“S.H.C”足环。

杭州信鸽研究会，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也停止了活动。

1939年春，在上海租界又成立了一个“上海标准信鸽会”（英文缩写S.S.R.P）。会长蒋葆奇，会员数十人。由于租界的特殊处境，除了比赛，信鸽活动仍可继续。1937-1941年间，每星期日下午，在南京路永安公司天韵楼茶室照样进行鸽集活动。

1941年12月7日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，英美法为日本的敌国，东洋兵当夜冲进租界，在上海的英美法侨民有的被关进监狱，有的被驱逐出境。戈登路巡捕房的养鸽者英侨巴尔，伦昌的工程师杰克逊和电力公司的美侨比格斯等人，也先后离沪回国。他们养的鸽子带走甚少，大多数留在上海。上海信鸽会停止了活动，养鸽转入“地下”。信鸽爱好者各显神勇，偷偷养鸽保种，信鸽活动转入最低潮。

然而，当时的抗战区，军合活动却十分活跃。1941年1月初发生皖南事变，1月底新四军新的军部在盐城成立，新任政委刘少奇曾要供给部部长叶进明（上海市老领导，曾任1984-1988年第一届中鸽协主席）饲养军鸽。

国民党军政部在重庆也有个军鸽基地，曾下发过一个《奖励民间通信鸽繁殖及征用办法》，对成都、重庆地区的养鸽起着推动作用。南方一带民间的信鸽活动仍在继续，国民党军政部曾与江西南昌农业院信鸽场签订协议，每年向军政部提供数十羽信鸽。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为建立军鸽队，曾派人向上海的李梅龄要鸽子，李梅龄捐献了6羽最好的鸽子送到重庆。其中一羽S.H.C-35-1263号的种鸽，3年后逃回上海李梅龄鸽舍。

上海、杭州等地在沦陷时期，当地的信鸽爱好者虽然没有比赛活动，但几百人仍饲养着几千羽鸽子，都盼望着有一天把日本侵略军打败，鸽会再恢复活动。

3、抗战胜利后赛鸽复苏

1945年9月，抗日战争胜利了。“八年低潮有翅难展，一朝吐气重上蓝天”，全国的信鸽活动又恢复了生机，上海也恢复了当年的兴旺。当时，据警察局（规定养鸽者都要向警察局登记）统计，饲养信鸽的市民有500余人。

为了庆祝胜利，养鸽者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加入庆祝行列，他们集合了50位鸽友，拿出1000羽鸽子，在上海跑马厅（今人民广场）一齐开笼，庆贺胜利。

经过酝酿筹备，于1946年元旦，上海成立了“中国胜利信鸽协会”（英文缩写C.V.U）。说是“中国”，但它不是一个全国性的信鸽组织，只是取义“中国抗日战争胜利”的意思。初期，会员有130人，理事长夏永齐，监事由著名养鸽家李梅龄、黄钟和警察局警鸽科科长陈其惠担任。

鸽会当年就发售足环3000枚。9月1日开始幼鸽训练和比赛，第一站放南翔17公里。正式比赛从苏州开始，然后放无锡、常州、丹阳，直到终点站南京。

鸽会还出过一本不定期会刊，发行人夏永齐，主编蒋正方。1947年9月15日创刊号出版，共17篇，4万余字，24页，15幅照片，16K铅印本，封面套红，印数为200本。

1946年，苏州信鸽协会成立，第一任会长缪郁国，会址设在宫巷108号。协会订有章程，有会员20多人。1947年春季组织了第一次竞翔活动，由浒墅关起放，最远放到常州。1948年，苏州信鸽协会改名为苏州和平信鸽会，会员约40人。

1947年上海成立第二个鸽会-“联东信鸽研究会”（英文缩写P.P.C）会长汪大同，会员多为上海浦东地区的信鸽爱好者，有60余人，组织过一些比赛。

起步阶段的信鸽活动，有以下五个特点：

第一，沿海、沿江和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，如上海、杭州、苏州等，因对外开放较早，现代信鸽运动起步也较早，它们成立了赛鸽团体，组织信鸽比赛，发行刊物。

第二，信鸽比赛起点较高。由于开放的原因，一开始就借鉴、参照欧美的一些赛制和方法，如比赛使用暗号和密码，计时使用鸽钟等，优胜鸽分速相对也较高。

第三，引进了几批欧美优良种鸽。第一批是欧美等西方侨民直接带来的优良品系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30-1937年，每年带入我国的优良种鸽有数十羽；李梅龄等上海鸽界四大元老，1931年前后从比利时，德国引进了数十羽。1931年上海《新闻报》馆从欧美引进良种数十羽等。第二批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日本在中国各地的军鸽，被中国军队接管后向民间拍卖。其中南京阴阳营日俘军鸽3000羽，还有苏州地区、东北地区等日俘军鸽，也都纷纷流入了民间。第三批是抗日胜利后至解放前夕，有部分信鸽爱好者欧美引进数十羽优秀种鸽。如1947年上海的蓝春霖教授从美国引进斯达沙等十羽，上海的王福源、张亮舒、李祖光引进了美国西翁系（海茨门西翁）十多羽，1948年李声洪从比利时引进30羽，因为血统书被毁，所以鸽界统称为“培尔琴”（比利时的译音）……所有这些，对改善我国早期赛鸽的质量都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第四，培育了一批以李梅龄为代表的早期养鸽家。上海的李梅龄博士在上世纪30年代与西方洋人的比赛中，总赛绩雄居榜首，屡屡战胜洋人，为中华民族争了光。他育成的“李鸟”品系，影响力长达几十年。此外，各地也出现一批鸽界领头人，如杭州的陈枝青、朱叔华、苏州的缪郁国等。

第五，由于战争的原因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有关地区信鸽活动也几度处于低潮，但仍有不少爱好者执着地坚持饲养着爱鸽，并为培育我国的军鸽队伍作出了贡献。

复兴中华信鸽 再现华夏雄风

——中国信鸽运动发展历史回顾（中）

（二）普及阶段（1950-1984）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中国的信鸽运动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
1949年，巴黎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，著名画家毕加索献出的鸽子石版画，被命名为“和平鸽”。一时间“和平鸽”传遍世界，鸽子成为和平的象征。1950、1951、1952年，我国发行了毕加索的“和平鸽”邮票。鸽子受到了人们的喜爱，也引起了人们的养鸽兴趣。为了丰富业余文化生活，劳动大众纷纷养起了信鸽。

1、大中型城市普遍建立信鸽会

1950年，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为加强对信鸽的管理，制订了《管理信鸽暂行规则》，共有9条18款。其中第1条：“为确保本市治安，防止利用信鸽搞非法活动，为维护饲养及经营买卖信鸽者之正当利益起见，特制定本规则。”规则规定，经过登记，发给《饲养信鸽许可证》；许可证分甲、乙、丙、丁4等，甲等100羽以上，乙等50羽以上至100羽，丙等20羽以下至50羽，丁等20羽以下。

解放初期，上海先后成立了9个信鸽组织。1949年8月，中国胜利信鸽协会改名为上海信鸽会，李梅龄为会长，会员约200人。1950年成立了“和平信鸽会”，会长李祖光，会员几十人。1953、1954年又成立了沪西信鸽研究会、“标准信鸽会”和“联合信鸽会”。1947年成立的联东信鸽研究会，继续活动。

还有后起的一部分信鸽爱好者，因入会无门，就自行组织鸽会。如1955年，水电工顾幸华和油漆工蒋士明任正副会长，成立了“中华信鸽会”，会员近百人；裁缝陆夫科任会长，成立了“淮海信鸽会”，会员也有几十人。

为了解决鸽子的食粮，各个鸽会均向本地区政府提出要求。市政府根据鸽会的要求，在口粮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陈毅市长亲自批给鸽会每年3万斤粮食，并规定每户限养20羽鸽子，发一张购粮卡，凭粮卡购买粮食45斤，在指定粮店供应玉米、豌豆、稻谷和小麦，只限数量，品种可任意挑选。

1958年，几个小鸽会被合并了，剩下中国、上海、和平、沪西四个信鸽会。为了加强管理，发展信鸽运动，1963年底，上海市副市长石英指示，上海信鸽划归园林管理处领导，统一成立协会。1964年10月，四个鸽会合并成立了由园林处花木公司领导的上海市信鸽协会，会员达1500人以上。

1950年，武汉市成立了信鸽协会，会长是贺淦荪教授，后来又相继成立了东南信鸽协会、和平信鸽协会。三个协会的会员总数约160人。1964年三会统一合并为武汉市信鸽协会，划归市体委国防科领导。

1961年，国家体委正式把信鸽竞翔列为陆上运动项目。1962年元旦，经批准隶属于体委领导的第一个鸽协-无锡市信鸽会成立。1962年春，在市体委支持下，温州市信鸽协会成立，主席王建南。此后，沪宁线上的苏州、常州、镇江、南京，南方的杭州、福州、广州，北方的北京、天津、青岛，西南的昆明、重庆等地，都先后成立了信鸽协会，并向周边地区辐射。

总之，这一阶段的养鸽、赛鸽活动，已从少数富裕家庭向普通劳动群众扩散，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散，从城市向农村扩散，从信鸽活动早期的发源地，向赛线的沿线地区扩散，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扩散。这种扩散就是一种普及。扩散的渠道有五种：一是各地协会，爱好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支援；二是1960年前后部分信鸽爱好者的“下放”和“支边”；三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“三线”建设，大批工厂工人内迁，职工将信鸽带到内地。如四川乐山东风电机厂是三线建设的内迁厂，职工来自7个省8个市，为丰富业余生活组织了信鸽协会，有50名会员，600羽鸽子；四是“文革”中知识青年的“上山下乡”和为了信鸽避难和保种，向农村转移；五是大中城市比赛中飞失的信鸽，如播种一般撒向沿线。以上海为例，这35年间比赛放飞的总羽数在10万羽以上，飞失的超过了3万羽，除少数被捕食猎杀以外，多数被沿途爱好者收养了。

2、品系和赛制

这个阶段除解放初期上海曾引进几十羽美国“西翁”、“华普利”品系和改革开放初期少数鸽友从日本等国引进少量优良种鸽外，基本上是国内老品系的内部交叉繁衍，上海曾形成了“李鸟”、“沙爱昂”、“吴淞鸟”、“培尔琴”等几个品系。其他地区也都形成了本的地一些著名品系，并且交流不多，新引进的外血也很少。

信鸽比赛形成了以500公里、1000公里、1500公里为代表的传统赛制，上海、江苏等的从1959年起开创了1500公里以上的超远程比赛，在鸽界形成了以获得长距离和超长距离比赛优胜为荣的传统理念。有的地区因受地理、地形条件所限，仅作短、中距离比赛。

3、为保卫鸽会的存亡而斗争

十年“文革”动乱，给全国的信鸽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冲击。“文革”初期，“极左”思潮在全国泛滥，说饲养信鸽是花鸟鱼虫一类的“四旧”，也属于“横扫”对象。勒令养鸽者拆棚杀鸽，批斗鸽界的著名人士。在全国有鸽协的城市里，养鸽者都受到牵连，其中上海的冲击更大。上海广大养鸽者为保卫信鸽协会的存在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！

“红卫兵”罗列了饲养信鸽“十大罪状”，要“砸烂上海市信鸽协会”。“造反派”对鸽协还采取了所谓“革命行动”：冻结银行存款，剪断电话线，勒令上缴大印，同时“命令”鸽协停止一切活动。“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”还发文宣布：撤消上海市信鸽协会建制。上海周边地区的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杭州、蚌埠等鸽协，纷纷给上海市信鸽协会打电话，要求上海挺住。他们说，如果上海鸽协垮了，他们的鸽协更保不住了。为保卫上海市信鸽协会，上海鸽协的骨干和会员与“造反派”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1966年10月8日晚上，在上海鸽协院子里鸽协会员与造反派进行了一场大辩论，鸽协由高俊华担任主辩。针对所谓养鸽“十大罪状”，高俊华大讲信鸽的“十大作用”，有根据、有事实的慷慨辨词，令造反派哑口无言，败北撤退。

在“文革”期间，上海发生了三次信鸽“参军”的事，给鸽协，给鸽子帮了一个大忙。1968年，在昆明工作的上海鸽友嵇金荣，得知上海鸽界处境艰难，他就与昆明118部队养鸽专家张增信联系，组织上海信鸽“参军”，并得到他的赞同。信鸽参军，就是“突出政治”，就是“养鸽有功”了。1968年10月，上海精选31羽，苏州、无锡8羽，共39羽千公里归巢优良种鸽送到昆明部队，昆明军区通讯兵部队、昆明118部队，为三地鸽协各送一块匾，匾上写着“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”。30多位送鸽参军的鸽主，每人获得一张信鸽光荣参军奖状，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。在1969年的整党运动中，上海的刘秀龙由于养鸽的原因，几次检讨都通不过，后来工宣队队长到他家，看到墙上信鸽光荣参军的奖状，第二天就宣布通过了。

1973年，上海挑选30羽送沈阳军区参军。1974年9月，上海又选送31羽千公里优良种鸽到昆明118部队参军。上海、江苏、浙江和安徽等鸽协以支援军鸽为转机，社会人士也逐渐改变了对信鸽的偏见，各地的鸽协逐步恢复了活动。

从1974年开始，上海恢复了信鸽训练和比赛活动。1976年，苏、浙、皖、沪三省一市组织联赛，由常州信鸽协会主办，杭州、苏州、无锡、江阴、镇江、扬州、上海等八个鸽协参赛。6月23日，1116羽赛鸽陕西孟塬放飞，归巢率62.27%。这次联赛的成功，显示了“文革”中保卫鸽协，保卫信鸽运动的胜利。

4、全动会开幕式放飞和平鸽

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放飞和平鸽，是营造喜庆气氛的传统方式，对信鸽界来说，是一种特殊的信鸽联赛，同时，也是对信鸽运动的一种检阅和促进。

1965年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要求放信鸽。因为鸽源难以解决，起初准备以放气球代替，但中央不同意。说上届（1959年）全运会也放过信鸽，这次还是决定放飞信鸽。1965年5月初，国家体委派钟兴豪到上海，与上海市鸽协联系放飞事宜。上海市鸽协作为政治任务，保证完成600羽以上信鸽的放飞。9月9日，上海花木公司副经理、市鸽协主任委员吴瑛，亲自带队护送信鸽到北京。14次列车经过南京站时，南京市鸽协送鸽200多羽一同北上。9月11日下午3时，全运会开幕，千鸽展翅，全场欢呼。

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开幕式需放飞信鸽。全运会宣传部以9号文向“上海体委、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安徽等省体委、体育报驻华东记者站、南通、苏州、南京、常州、无锡、江阴、镇江、扬州、杭州、温州、济南、合肥市体委”发出通知，为象征“飞向2000年”，决定放飞两千羽信鸽，望上述单位负责提供。上海市体委将放飞任务交给了上海市信鸽协会。9月7日，上海《文汇报》第二版以《信鸽竞飞迎盛会》为题，报道了全运会开幕式将放飞信鸽，象征飞向2000年。9月13日，14次列车装载了四省一市4219羽信鸽赴京。其中上海2717羽，浙江省149羽，江苏省1203羽，安徽省50羽，山东省100羽。次日12时抵京，9月15日下行4时，全运会开幕式下令放飞，随着一声令响，四千多羽信鸽腾空而起，场面蔚为壮观，八万观众热情沸腾，放飞成功！

当晚，全运会组委会副秘书长带领导接见了各地鸽协和司放的同志，并讲话说，中央领导看了大会放飞很满意；国家体委很重视信鸽工作，考虑成立全国信鸽协会。国家体委主任王猛还给有关省鸽协发了奖。

第四届全运会开幕式的信鸽放飞，标志着对信鸽运动的拨乱反正：和平鸽一飞，信鸽解放了！这次放飞，也使信鸽运动正式与体委挂上了钩，为鸽协的归口管理打下了基础。放飞的成功，预示了成立全国信鸽协会的工作开始起步。

5、筹备成立中国信鸽协会

为了筹备成立全国信鸽协会，1982年3月6日，国家体委（82）体群字22号发出“《关于同意由上海市体育分会筹建中国信鸽协会的函》”，“同意在上海市体育分会领导下，由上海市信鸽协会邀集各地信鸽协会推派的代表，制订章程，选举领导机构，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审批。会址暂设在上海”。

为此，上海市鸽协于1983年举办全国首届信鸽邀请赛，并在3月和11月两次邀请全国21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57位体育界和信鸽界代表，共商邀请赛和筹建中国信鸽协会的有关事宜。

1984年12月6日，在上海展览馆召开了中国信鸽协会成立大会，来自全国各地76名代表出席大会。大会由国家体委群体司副司长招务雄主持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钟师统作报告，通过了中国信鸽协会章程，选举了领导班子。名誉主席朱学范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），主席叶进明（上海市政府顾问），副主席招务雄等12人，秘书长金永昌（副主席兼）。常设机构设在上海。

（三）全面发展阶段（1985-至今）